自刑法修正案（八）5月1日施行以来，整体贯彻情况良好。但就司法实务而言，反映出一些问题，尤其是“醉驾”的实务操作上存在问题。有鉴于此，6月29日上午法学专家和法官们齐聚北京丰台区法院，对“醉驾”展开研讨，也即对“醉驾”司法进行会诊。笔者现就专家会诊的情况进行分类归纳并发表一孔之见，抛砖引玉，盼能有助于“醉驾”问题的研究讨论和司法实务操作。

　　一，关于“醉驾”入罪标准的考量

　　研讨会上，涉及“醉驾”入罪标准的掌握问题，存在两种意见：一种意见认为，目前仅从酒精含量达到80毫克为入罪标准，不结合开车速度、行车地点、时间、个人意识等情形进行综合考虑，不尽合理。另一种意见认为，在危险驾驶罪与非罪的标准问题上应当“宜简不宜繁”，凡是符合危险驾驶标准的就应当认定犯罪，中国进入汽车社会后，醉驾的严重性和危害性显而易见，判处其拘役刑并不过分。

　　笔者倾向于第二种意见，但不排除特别情形下的无罪认定。

　　之所以在入罪标准上实行“宜简不宜繁”，这是因为：第一，刑法修正案（八）已有入罪标准的明确界定。该修正案关于“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，处拘役”的表述表明：凡属醉酒驾车；凡醉酒在道路上驾车；凡醉酒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，即必须入刑。第二，“醉酒”的标准已经国家明定。按照国家质检总局发布的《车辆驾驶人员血液、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》（GB19522-2004)的规定，“车辆驾驶人员每100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大于或等于80毫克为醉酒驾车”，这一国家标准在没有修改之前属醉驾入刑之法定依据。第三，刑罚具有惩治犯罪和保护人民的双重功能，“醉驾”入刑的立法动机在于遏制醉驾给人民群众带来的灾难，促进民生时代的安全与稳定。如果把醉驾入刑的标准搞成复杂化，即可能出现既不利于惩治犯罪，又不利于保护人民的情况出现，无法实现刑法修正案的立法目的。

　　之所以不排除特别情况下的无罪认定，这是因为：刑法修正案的表述上，涉及了“醉驾”入刑相互联系的三个问题，一是“醉酒”，涉及国家关于“醉酒”的标准问题；二是道路，涉及车辆运行的路线性质问题；三是机动车，涉及机动车的性质界定问题。以“醉酒”而论，设若他人故意设套劝酒（无论报复、嬉戏或其他动机）致其达到醉酒标准，其本身处于受害人地位，且刚动车即被警察制住，是可以不按犯罪处理的。以“道路”讲，法律有明确界定，设若不是在“道路”上驾驶而在与“道路”近似地段行驶，一旦界定不明确，按照“疑罪从无”的司法规则，即可能按无罪处理。又如“机动车”，理解上同样复杂，也同样不能排除特别情况下的界定不明的现象出现。因此，应当因案而宜，具体情况具体分析。

　　二，关于量刑标准的司法把握

　　量刑标准，本属于比较复杂的理论与实务兼具的棘手问题。本次研讨中，因为争议较大，丰台区法院提出，可以考虑以酒精含量的轻重决定量刑之轻重：80一100毫克间判处1至2个月；100一200间判处3至4个月，依此类推。愚以为，这种量刑方式可以研究，但太过死板，似有“机械司法” 之嫌。笔者认为，“醉驾”问题在量刑标准上，总的原则应当体现和贯彻宽严相济的刑罚指导原则，也就是王胜俊院长强调的“该宽则宽，当严则严”，实现罪与刑大致相当。由于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《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（试行）》出台时刑法修正案（八）尚未产生，因而“醉驾”尚未列入“常见犯罪的量刑”之内。在最高法院尚未对此作出具体量刑意见之前，只能结合具体案件情况，把“宽严相济”原则与“量刑指导意见”的原则结合起来，恰当量刑，使之罪与刑相适应。

　　第一，“该宽则宽”原则适用“醉驾”量刑时，应把握以下情节幅度：

　　1，偶尔饮酒驾车的；

　　2，他人力劝或怂恿饮酒驾车的；

　　3，酒后驾车时间极短或者刚上路的；

　　4，服从并主动配合检查的；

　　5，认识深刻、接受处罚并作出书面保证的；

　　6，平常遵纪守法，没有劣迹，属初犯、偶犯的；

　　7，其他可以从宽的情节。

　　第二，“当严则严”原则适用“醉驾”量刑时，应把握以下情节幅度：

　　1，饮酒积习较深，经常性饮酒的；

　　2，曾因饮酒驾车、醉酒驾车受过处罚的；

　　3，事发当场饮酒过量，抗拒检者或者借酒闹事的；

　　4，平时违法乱纪，不守公德的；

　　5，其他可以从严的情节。

　　三，关于“醉驾”适用非监禁刑问题

　　在这次研讨会上，与会专家的观点比较一致，均表示赞同对“醉驾”适用缓刑。按照我国刑法第七十二条规定，对于判处拘役，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，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，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，可以宣告缓刑。依该条规定，并结合“醉驾”犯罪情况，以下情形对“醉驾”适用缓刑具有参考意义：

　　第一，缓刑的适用对象，是判处拘役和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。而“醉驾”适用的主刑为拘役，是适用缓刑中的最轻刑种，因而“醉驾”具备适用缓刑的刑种条件，对其适用缓刑是刑法第七十二条的应有之义。

　　第二，适用缓刑，可以减轻“醉驾”入刑之后的监管压力。中国拥有驾驶证人员2.05亿人，且中国人尤其是驾驶人员尚酒习性太深且习酒群体比重过大，司驾人员几乎10人8酒。如果全都判处实刑，必将增设关押场所，增大司法开支，抬高司法成本。

　　第三，从北京丰台区法院审判情况看，两个月审结12件“醉驾”案件，大多系外来的农民务工人员，12人中有10人没有稳定的工作，即靠临时务工生存。设若居家带口、子女随行就学，如果判处实刑又将造成新的社会问题，形成全国性难题。因此，适用缓刑对犯罪分子本人、家庭及子女入学都有好处。

　　当然，对“醉驾”适用缓刑者，必是从严掌握，因案而宜。除了情节较轻、悔罪深刻、考虑家庭及子女等因素外，最为核心之条件，就是“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”，不具备这一核心条件，任何案件都很难适用缓刑。这是司法实务中必须慎重考虑的问题。